新华网：“十二五”规划三大经验

今年两会，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即将被审议通过。一方面，五年规划被认为是解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的奥秘所在，是确保我国沿着自己预定方向前行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在“四个全面”战略和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未来五年规划如何更好地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亟待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

结合“十二五”规划编制、推进和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五年规划在我国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发展阶段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其约束事项、规划重点、政策工具确实需要按照新的发展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尤其在产业和地方发展等领域，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必然导致重大规划决策的失误。

具体到“十二五”规划总结，当前需要对三方面内容进行正面回应：一是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有无存在的必要？也即是否在国家发展追赶阶段存在而创新引领阶段不存在？二是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应该规划什么、约束什么、引导什么？三是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应该如何编制、如何实施、如何评估、如何改进？

规划是“创新强国”必要之策

“十二五”规划，是我国转变方式、开启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时期。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中，一度纠缠于国家创新引领阶段与发展追赶阶段是否不同，产生了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有无存在必要的疑问。然而，“十二五”的实践经验给出的答案是，规划不仅是指导当前发展的必需之举，而且也是引领未来创新的必要之策。

通过研究人类工业文明近300年的发展历程，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琳达·维斯和约翰·霍布森得出结论，“强经济”一定需要“强国家”。强国家就是那些逐渐寻求与公民社会建立更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具有强大国家渗透能力、汲取能力以及协调能力的国家。历史上越强的国家，则会越加强国内的经济组织。

类似五年规划这样的政府规划，本身就是“强经济”和“强国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正常反映。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其市场主体、交易规则、配套制度等远不成熟，这就更加需要全社会对未来发展提前思考、主动规划安排生产力发展。

即使发展到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处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应对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也同样需要国家发展规划的引导作用。以美国为例，远则有克林顿政府1993年提出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近则有奥巴马政府2009年实施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可见，不论是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还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发展，都需要具有公共属性的凝聚共识和组织协调的规划工具，以减少无序竞争与重复建设、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