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篇

“社交指数”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重庆、深圳、成都、广州和上海。川渝的“龙门阵”、广深的“饮早茶”，线下的茶楼转移到线上一样好聊。

深圳、杭州、东莞、长沙、广州“连接”密度最高。西双版纳、怒江、和田、临沧、果洛居民“互动”频率最高。城市越大，“好友”越多，互动越少。

深圳、广州、北京、上海和东莞“社交支付”排名前五。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进入“社交支付”全国前十的北方城市。咸甜粽子、盐糖豆腐脑之外，线上利是也有南北差异。

互联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更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号。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广州是数字文化分指数最高的城市。

数字文化消费拉动上下游数字产业发展。上游文化娱乐产业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需求越多、文化产品供给越多。下游旅游与数字文化显著正相关——文化消费越多，出行和游玩的意愿越强。

从数字看生活

社交即生活。互联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数字生活分指数的数据来源是中国月活跃用户数最高的两款国民应用——微信和手Q，前者在中国主流人群中应用广泛，后者在青少年中持续活跃；微信和WeChat的全球月活已经超过10亿，手Q月活接近7亿，两个社交平台的集合基本覆盖中国移动互联网全网。

更重要的是，微信和手Q不仅仅是聊天工具，还承载其他重要的社会交往功能，如熟人间的“红包交流”、聚会后的AA付款、随借随还的小额转账。

在本篇，研究团队通过汇总各城市的微信和手Q使用功能的总量数据，从数字看国人的日常生活。

1.数字生活的风土人情

“数字生活”分指数由两类指标加权平均得到：一类是社交的连接和互动指标，一类是社交支付指标。以下对这两类指标分别进行分析，管窥各地数字生活风土人情。

A）“社交指数”

“社交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城市在线数字社交行为总量，由“连接”和“互动”两部分组成。

“连接”衡量的是当地居民人际网络关系总数，包含的指标如：所有用户好友的总量、公众号总量。

“互动”衡量当地居民与好友间在联络的频次总数，指标包括信息发送总条数、朋友圈点赞数、评论数等。

“社交指数”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重庆、深圳、成都、广州和上海。川渝的“龙门阵”、广深的“饮早茶”，线下的茶楼转移到线上一样好聊。

B）“连接”密度与“互动”频率

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因素就得到各城市的“连接”密度，也即当地人均社交关系数量。“连接”密度高，当地居民社交软件中平均好友数量较多；“连接”密度低，则每个人的好友数少，通讯录比较短。2017年，深圳、杭州、东莞、长沙、广州“连接”密度最高。五座城市同为区域经济中心、人口大城，富有活力，更爱加好友。

用“互动”除以“连接”，得到单位“互动”频率，也即各城市居民与朋友间社交平台实质互动频次。社交关系有亲疏远近，是躺在通讯录里的沉默关系多，还是不断有互动的活跃关系多？可以通过“互动”频率来大致判断。沉默关系多，“互动”频率自然低；活跃关系多，“互动”频率自然高。西双版纳、怒江、和田、临沧、果洛居民“互动”频率最高。倒数五位分别是福州、北京、武汉、长沙、上海。

C）大城市的喧嚣与小城市的热络

将所有351个城市的“连接”密度与“互动”频率做一个对比，会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连接”密度越大，“互动”频率越低。加入城市规模的维度，会发现越大的城市，人们手机里联系人越多（“连接”密度越高），而与每个联系人的平均互动次数越少（“互动”频率越小）。

这一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或是大城市社交网络稠密，而人们的时间精力有限，所以在每个社交关系中投入的时间精力被摊薄；或是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大，关系网中很多半熟人甚至是准陌生人，而小城是相对封闭，人际关系较为简单，亲戚朋友互动热络；或是工作关系入侵朋友圈，这些数量众多的工作关系充斥通讯录，而人们在工作之外与工作关系好友几乎没有互动，这一现象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顺着工作关系入侵朋友圈的思路，研究团队对比2016与2017年数据，发现城市规模与“互动”频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略有下降。这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在“互动”频率上与大城市逐渐拉平，或许说明工作关系对朋友圈的入侵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渗透。

2.社交支付

社交即场景。人情往来是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动互联时代，这些基于社交场景的经济活动也有了新的形式。

A）“社交支付”

2014年春节，微信红包击中具有中国特色社交场景中的燃点。传统节日+人情往来+便捷支付，顺理成章地把线下的支付场景转移到线上，“社交支付”也就成了中国人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支付”包括样本城市微信和手Q中的红包和个人间转账总量数据，衡量的是在社交场景中使用支付的情况。2017年“社交支付”排全国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广州、北京、上海和东莞。从这一榜单中也可以看出，红包等社交支付在南方更为流行，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两个进入全国前十的北方城市。

B）人情往来的载体

与在便利店购物的小额支付不同，“社交支付”是人情往来的载体。

具体来讲，“连接”密度、“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都显著相关，但方向相反——“连接”密度与“社交支付”显著正相关，“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总量大的，社交支付的总量也大；而互动非常多的，社交支付的总量反而小。

对应的是，印象中抢红包的多半是生熟参半的群，而互动良多的真熟人反而不会总是向你讨红包。

另一种可能性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社交支付”特性不同。大城市居民已经习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支付操作，而中小城市的社交支付仍不普及。而“连接”密度、“互动”频率与“社交支付”的正、负相关关系只是城市特性这一隐含因素导致的表象。

C）“社交支付”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支付是移动互联网形成闭环、线上服务形成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的关键。“社交支付”是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的重要渠道。在“社交支付”普及的城市，市场成熟，数字经济的发展条件会比较好，传统产业也比较容易接受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类技术创新。

呈现在数据上，可以看到“社交支付”与“数字产业”、“用云量”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交支付”越发达的城市，“数字产业”总量越高，“用云量”越多。